话剧《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中的上海文艺界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英雄的故事被代代传唱。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大型线日在中国的诞生地上海,这座英雄城市正式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至10月16日。

  这也是由上海作家巴金原著小说《团圆》改编,多次被搬上银幕的《英雄儿女》首次登上话剧舞台。“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那激昂熟悉的旋律,再度唱响在万千观众的耳畔。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相隔两天后的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援助韩国,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织联合国军队入侵朝鲜,把战火一直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继而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面对美国的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从此,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在国内,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也在全国开展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是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的请求派出志愿军赴朝,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作战,为粉碎其对朝鲜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正义战争。

  抗美援朝运动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1950年11月4日,中国和各派发表联合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

  抗美援朝运动是在国内开展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上海抗美援朝运动作为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缩影,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伟大的历史作用。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的港口城市,侵略者已经威胁到上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对中国大陆的进一步侵略,上海也是首当其冲。

  抗美援朝运动在上海的开展过程中,上海各级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健全。宣传网的有效建立,将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宣传员队伍当中,扩大了上海各级党群组织的宣传力量,为抗美援朝运动在上海的成功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上海广大青年学生、工人踊跃报名参军参干;医务工作者和铁路汽车司机纷纷志愿到前线工作;各行各业群众想尽办法努力增产,捐献飞机大炮;组织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前线战士的同时,在国内深入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全市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受到普遍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抗美援朝前线的战斗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有力支援。

  可以说,上海人民为抗美援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海抗美援朝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和吸收。特别的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文艺界与全市人民一起,以实际行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教育活动。

  一百多年来,上海一直处在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是中国近代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影响最深的城市。比如在电影业方面,解放前在上海的美国八大影片公司曾和蒋介石集团勾结,利用侵华特权非法组织了“影业理事会”(Film Board)机构,几乎控制了上海全市的电影院,包括大光明、国泰、美琪等几大影院,他们都争相播放美国影片,排挤国产影片的上映。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尤其表现为是否敢于同强大的美国霸权主义作斗争,是否有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的政治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转而成为了独立国家的主人,这种政治和法律地位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思想和精神上从“奴隶”到主人的转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不断提高广大上海市民的政治觉悟和认识水平,逐渐树立民族自信心,而这便离不开抗美援朝运动在上海的广泛深入开展。

  首先向美国侵略者掷出投枪的是全市电影院。1950年11月17日,市电影业工会制片厂分会、影片发行分会、电影院分会、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基层工会等4个单位的职工代表举行座谈,纷纷就拒映美国影片、推广进步影片发表意见。

  与此同时,电影业工会还组织一批报告员,应邀到学校、机关、工厂、团体作讲演,说明为什么要拒映美片。《大众电影》杂志也从第10期至第14期连续发表各界人士的有关文章52篇。据统计,1950年3月,上海美片观众为90余万人次,1950年10月降为20余万人次,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开展后的11月上旬,剧降至4.7万余人次。

  上海的漫画界和音乐界具有优秀的革命传统。1950年11月11日的《解放日报》第5版上刊登了整版24幅漫画总标题是“看,美帝侵华百年血史”。24位画家以简洁、尖锐的笔触,揭露了美帝霸道的嘴脸。

  上海音乐界以音符作子弹。11月18日的《解放日报》第5版,在“为和平而歌唱”的大标题下,全版刊登了6首歌曲;与此同时,《文汇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上海另一批音乐家创作的歌曲。其中由任钧作词、司徒汉作曲的《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迅即成了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革命歌曲。这批充满激情的歌曲,奏响了同一个主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只有打败侵略者,才能赢得和平。

  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于11月18日成立。参加分会的文艺界著名人士有夏衍、于伶、巴金、上官云珠、白杨、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黄佐临、丰子恺、贺绿汀、杨斌奎、解洪元、丁是娥、骆宏彦、周小燕、黄贻钧、石挥、赵丹、周柏春等数十人。会议号召全市人民响应总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朝鲜前线。会后,上海文艺界的抗美援朝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有电影、话剧、戏曲、音乐、美术、曲艺等各协会200余专业人员参加的会议,动员创作反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作品。与会者还共同发表声明:坚决抗美援朝到底。12月3日,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在市体育馆举行抗美援朝作品演唱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这些充满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情绪的歌词,激荡着整个体育馆,回荡在浦江两岸500万上海人的心里。

  当时的戏剧、戏曲界是上海文艺界的主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越剧界的玉兰剧团编演了历史故事剧《信陵公子》,该剧根据郭沫若剧本《虎符》改编。剧中信陵君一角由徐玉兰主演。《信陵公子》的演出,不仅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使许多观众懂得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从而更自觉地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来。

  《信陵公子》一出,轰动申城。连演138天,256场,场场满座。连续演出了3个多月。在此之后,该剧主演徐玉兰、王文娟等又随剧团前往朝鲜战场前线,为在那里的将士们义演。战场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王文娟没少担惊受怕,但这些都没能让她退缩,反而因为受到战士们的鼓舞,常常冲在前面。而在演出的同时,包括她在内的越剧团众姐妹还合力捐出了一架命名为“越剧号”的战斗机。

  紧接着华东实验京剧团也编演了同一题材的剧目:《信陵君》,该剧由京剧艺术表演名家,“麒麟童”周信芳主演,于1951年3月15日在大众剧院开幕时公演。

  上海沪剧界也不甘人后。以丁是娥、解洪元领衔的上艺沪剧团,编演了一部直接反映抗美援朝的现代戏《好儿女》。该剧主要描写我国东北某地一对青年恋人决心“把爱情献给祖国”“为和平斗争到底”,报名参加志愿军和战地医疗队,与朝鲜人民一道浴血奋战的故事。切合时事的戏剧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该剧深受观众欢迎。

  话剧界一向具有战斗的传统。由5个连贯性独幕剧组成的《美帝暴行图》,从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霸道。轰轰烈烈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为了推动抗美援朝作品的创作,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在1951年1月13日召开奖励戏曲抗美援朝创作大会,《信陵公子》获奖。4月27日市文化局和上海总工会联合召开颁奖大会,《好儿女》获荣誉一等奖第一名。

  1951年春节过后,上海的抗美援朝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其特点是把“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与抗美援朝运动结合起来。在全上海人民的一片抗议声中、文艺界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口诛笔伐,通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大片土地、蹂躏中国人民的大量事实,控诉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的罪行。

  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说:“当年在演《徽钦二帝》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收到各种或是附有子弹、或是画着手枪的恐吓信……《明末遗恨》删改了又删改。鬼子、汉奸处处阻挠、打击我的演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的76号特务组织竟强迫解散了我们的‘移风社’。想起那时所受到的精神上、身体上的种种迫害和痛苦,我就对日本鬼子咬牙切齿。怎么能允许美国再来武装日本呢!”

  著名越剧演员、文艺工会越剧分会主席范瑞娟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正当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之际,美英两国发表了所谓‘对日和约草案’,把我们排斥在外。我们坚决反对美英单独对日媾和。一定要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滑稽改进协会主委周柏春说:“我们滑稽界的艺人受日寇的迫害是谈不完的。可是今天美帝竟然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在旧金山缔结片面的‘对日和约’。梦想重新武装日本,来侵略我们,我们坚决反对。”

  紧接着,上海文艺界人士这一段血泪的控诉和一句句钢铁般的誓言,迅速化成了实际行动。一个声势浩大的义演义卖、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运动在上海各艺术单位、影院剧场里蓬勃展开。上海文艺界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开展制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朝鲜前线,做好优抚工作”的号召。各剧院团、剧场纷纷以部门、小组为单位,发动大家制订爱国公约。公约与本单位、本部门的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提出了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切合实际的要求,把抗美援朝落实在每个人的行动上。

  《大众戏曲》第6期还以《订得好,记得牢,做得到》为题,详细报道了淮光淮剧团制订公约的情况。同时,文艺界的爱国行动更进一步落实在义演捐献上。先是一些越剧团个别捐献,如东山越艺社捐1000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玉兰剧团捐献了1500万元,合作、少壮、芳华等剧团通过演早场、加日场进行义演捐献。

  为了进一步动员越剧界的巨大力量,袁雪芬约请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戚雅仙等越剧演员举行座谈会。讨论决定利用歇夏,从8月10日至9月上旬,在大众剧院联合大义演一个月,义演所得购买“越剧号”飞机。

  上海沪剧界不甘人后,决定从7月14日起,在新光大戏院联合义演《一千一天》。原定4天演8场,结果因出票踊跃。增至12天24场观众达6万余人次收入达5亿多元。此外,15个淮剧团每月义演两场用于捐献。

  滑稽界的合作剧团义演10场。蜜蜂滑稽剧团用每星期五例休日加演日场所得捐献。评弹艺人在6月17日于米高美书场大会书,演唱《太平天国》《刘巧团圆》等节目收入捐献。名演员严雪亭等还提出每月捐献一天演出收入。评弹界还从7月份开始,在玉茗楼书场举行首场新评弹星期捐献大会书每逢星期日从上午9时至12时,在各书场轮流演出,并且把捐献与促进说新书结合起来。

  上海京剧界的义演活动掀起了文艺界义演的高潮。先是上海京剧改进协会号召女演员在6月21、22两天举行会串义演。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白玉艳、王熙春、曹慧麟、黄明艳、谢玉兰、赵晓岚、陈正薇等踊跃参加了演出,剧目有《王宝钏》《红娘》《宇宙锋》。接着在7月10日至13日,上海京剧改进协会组织了老艺人抗美援朝义演。

  在演出前,协会主委周信芳在电台播音说:“在报纸上看到首都的老艺人举行义演,我们上海的老艺人当然也不甘落后,一定要迎头赶上,向他们学习。”7月10日至13日,老艺人们义演了3场。参加义演的老艺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最高的达78岁。有的已息隐数十年,如72岁高龄的郭蝶仙已有30多年没练功了,听说要抗美援朝义演捐献,就自动要求参加,剃掉已蓄多年的胡须,与赵如泉搭档演出《乌龙院》。

  50年前就红遍大江南北的筱兰英,已经整整25年未曾登台,戏剧行头也早已送了人。但为了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她主动要求登台,主演了《朱砂痣》。刚从汉口演出回上海的梅兰芳,正累得发胃病,但他不顾病体,出演《龙凤呈祥》。远在杭州的盖叫天也闻讯赶到上海,饰赵云一角。参加《龙》剧演出的老艺人还有周信芳等名演员。一批年轻女演员则纷纷要求在《龙》剧中跑宫女。另有几位70开外的老艺人,如伍月华、潘法勋、等,虽未粉墨登台,却跑前忙后,承担联络、安排的任务从而使义演圆满成功。

  京剧老艺人爱国行动,鼓励了全上海的文艺界人士。沪剧前辈艺人筱文滨、刘子云、施春轩、王筱新、施文、杨月英、丁婉娥、杨敬文等也在8月23至26日义演4天,捐献飞机大炮。上海最大的游艺场“大世界”,成立捐献演出委员会。从7月1日起的每星期日上午加演早场,收入全部捐献。甬剧、常锡文戏、维扬戏、粤剧等各剧团也都纷纷举行义演捐献。到了12月,上海京剧界掀起了又一次义演高潮。上海的十余个京剧团体、组织和在沪旅行演出的尚小云剧团,从12月17日至23日大会串义演7天,收入悉数捐献。

  在戏曲界轰轰烈烈义演捐献的同时,上海的美术界也热烈响应抗美援朝分会的号召,于7月28、29日两天在跑马厅土产展览会内举办书画折扇义卖展览。共有129位国画、书法、木刻、漫画、年画、油画、连环画家的466件作品展出。义卖所得近2000万元。此外,在上海美术家协会的推动下,许多美术工作者还与各区文教科、工商科合作,在市区一些主要街道的商店橱窗内布置抗美援朝、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等的宣传材料,让更多的上海市民接受教育。

  上海文艺界的义演义卖捐献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著名书画家丰子恺、冯超然、沈尹默、熊松泉、姚虞琴等百余人,为筹款捐献举行了艺术品义卖活动。他们多次提高捐献的目标,“原计划捐献‘鲁迅号’战斗机2架,后来增加到捐献一个小队的飞机(3架),最后实际完成4架。”随着“京剧号”“越剧号”“沪剧号”战斗机飞上了蓝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在上海人民中产生了很大的精神鼓舞力量。

  随着中朝人民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上海文艺界的抗美援朝运动也进入到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方面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始时所订立的爱国公约不懈地落实在日常的工作上。另一方面,按照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的安排,多次组织文艺团体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及饱受苦难的朝鲜人民。

  第一批参加赴朝慰问的有华东实验京剧团、上海市人民京剧团、上海市人民杂技团、上海实验歌剧院、上海乐团等单位,编为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第三文工团,1953年3月19日入朝,至当年7月29日回国。第二批赴朝慰问演出的文艺队伍规模要大得多。由于美国已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慰问团前往的交通、接待、安全等各方面条件都有好转。另一方面,此行是为了庆祝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的历史性伟大胜利,因此慰问团成员是从全国范围内抽调力量组成的。

  第二批参加慰问团的上海成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以华东实验京剧团的著名演员周信芳、李玉茹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他们先期到北京,与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著名演员一起,组成一支代表京剧界最高水准的京剧队伍,隶属于第一总分团于10月9日入朝,12月27日回国。第二部分包括市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沪剧团、淮剧团、杂技团、评弹团以及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编为第四总分团文工团,总人数达300多人。10月19日入朝,12月中旬回国。第三部分是由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与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儿童剧团组合成的中国儿童剧团,10月20日入朝,12月中旬回国。

  与此同时,当时属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团编制的玉兰剧团,也于4月24日跨过鸭绿江。起因是这年4月,该团在东北慰问演出,在安东(今丹东)演出时,眼见高射炮打美国入侵飞机的情况,大家就萌发了入朝慰问演出的想法。全团上下人人写决心书请战,获得军委批准。到了朝鲜后,该团被编为志愿军文工团,足迹遍及朝鲜各地,一直演出到当年12月24日回国。

  上海前后共派出三批代表参加全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仅文艺界就有200多人参加,著名艺术家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盖叫天、丁是娥、石筱英、周小燕都直接参加了前线慰问。他们深入到各部队表演,或在树林里,或在山洞里,或在坑道里,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总是晚上出发,白天演出。当然,既是战地演出,就难免会出现意外,一次晚上转场时慰问团遇到了敌机的突袭,天空的一个照明弹将地面照得通亮。生死关头志愿军战士为了掩护慰问团而身负重伤,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所有的感动和崇敬在那一刻都化作要为最可爱的人唱好每一首歌、演好每一幕剧的激情。在平壤,慰问演出还曾在距地面七八层楼深的地下剧场进行,剧场里的演出设备竟也齐全,演员们深为战士们的智慧和勤劳所感动,前线归来后,文艺工作者更以满腔的热忱为祖国、为人民歌唱。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在那个没有现代化通信工具的年代,民众对前线战事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来源于战地一线的通讯。上海的一些著名作家如巴金、章靳以、王西彦,曾经从旧中国的枪林弹雨里走来,又义无反顾地千里奔袭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那些舍生忘死的故事排山倒海而来,让他们几乎夜不能寐,用喷薄而出的真情实感写就了一大批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通讯和纪实文学作品,让上海人民记住了一个个鏖战在千里之外的“最可爱的人”。

  《文汇报》作为上海地区宣传抗美援朝的窗口之一,对动员上海民众参与和支援抗美援朝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文汇报》在抗美援朝时期以笔代枪,揭露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文汇报》通过报道美国历史上的侵略罪行,对把民众的亲美思想转化为仇美、鄙美思想;《文汇报》通过对志愿军的英雄事迹进行典型报道,有利于志愿军英雄形象的树立,同时把民众对英雄人物的悲痛转化为对美国的憎恶。此外,《文汇报》利用民众的从众心理,通过表扬人民群众中突出表现的个人和团体,在群众中产生示范效用,有利于扩大支援队伍;《文汇报》通过对战争情况的处理报道,营造出一种战争必将胜利的氛围,为增强战争胜利的信心发挥了作用。

  以东线战场为例,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作战的战场在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地区,美军主要分布在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等地区,《文汇报》对长津湖地区的战斗进行了重点报道,共有24篇,其中对柳潭里的报道5篇,对新兴里的报道8篇,对下碣隅里的报道9篇,《文汇报》尤其对这些地区的一些山头的占领,如小高岭、死鹰岭等进行了详细报道,“人民志愿军邓学高等四十多名勇士,便冲进敌人中间,用手榴弹,枪托,刺刀和敌人混战,敌人又丢下了一批尸体溃退下去了。在这同时,人民志愿军某连的指导员也带着一个班从山沟里杀出来,迎击迂回过来的敌人,把敌人击退。”此处对战争片段的描述非常细致,面感强,既突出了志愿军的英勇,又展示了战争取得的局部胜利,不断向民众传递信息:武器不是决定因素,士气和战斗力才是胜负的关键因素,志愿军的勇敢善战一定能取得最终胜利。

  此外,《文汇报》发表了不少体现人民对抗美援朝的态度的文章,不仅报道了群众参加和平签名运动以及等活动,而且报纸还通过与群众的互动,回答群众提问,刊登群众的来信等形式来引导民众参与到抗美援朝中来。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抗美援朝运动,中央号召群众把爱国宣传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文汇报》积极配合,大量报道上海各界的响应,特别是报道普通民众如何将爱国运动与日常生活结合。

  《文汇报》在后期报道中回归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使民众认识到支援战争并不是一件难事,支援抗美援朝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而凝聚支援抗美援朝的力量。在各方的努力动员下,民众普遍支持抗美援朝,《文汇报》通过对民众的普遍支持态度进行报道,以期争取处于犹豫边缘的民众也参与到支援抗美援朝的立场上来。

  本文参考:陆汉文《沪上文艺界·轰轰烈烈投入抗美援朝运动》,毕晓敏《上海的抗美援朝运动研究(1950-1953)》,范美琪《上海媒体对“抗美援朝”报道的研究》等文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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